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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家评论 | 《我们与恶的距离2》:剖开社会病灶的深层肌理

发布时间: 2025-07-21 来源: 作者: 习若斐 [关闭窗口]

“一面镜子,照见社会的伤口与人性的深渊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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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,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登顶封神。以一起无差别杀人案为引,牵出施害者、施害者家庭、被害者家庭、精神病患者、舆论网暴、虚假新闻等方方面面,引起全民大讨论。豆瓣评分高达9.4,成为当年评分最高的华语剧。

时隔六年,那个曾掀起全亚洲思考风暴的台剧终于回归。当《我们与恶的距离2》在6月7日开播时,仅凭两集就在豆瓣拿下8.4的高分,迅速登顶中国台湾、印尼、新加坡等地的媒体平台收视榜首。

没有炫目的特效,没有甜腻的爱情套路,这部剧却让观众直呼“情绪压到爆,又忍不住一直看下去”。它究竟凭什么再次封神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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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们与恶的距离2》由一场大型纵火案引发的随机杀人案揭开序幕:24岁嫌犯造成5死12伤的惨剧,案件成为台湾施行“国民法官制度”后首个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例。剧情横跨20年,聚焦6个家庭的命运纠葛,涉及复仇、背叛、救赎等复杂人性议题,并延续第一季对死刑存废、精神疾病、媒体伦理的探讨,新增“社会安全网”“公共卫生体系漏洞”等现实反思。全剧10集内容,通过年代交织的方式,带领观众缓缓走入并了解角色们的生命脉络,以及他们彼此交缠的因果。

叙事革新:当群像成为社会的棱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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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场超市纵火案,5死12伤的惨剧,6个家庭的命运齿轮从此咬合转动——这便是《我们与恶的距离2》的故事起点。

导演林君阳在片头改写海明威名句:“没有人该是一座孤岛”——特意添加的“该”字,成为全剧的灵魂注脚。“这个『该』字很核心,”林君阳阐释道,“当你说『没有人是孤岛』,那是神谕般的命定;但说『不该是孤岛』,恰因现实中太多人活成了孤岛?!?/p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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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我们看到:周渝民饰演的精神科医生马亦森,因妻儿葬身火海,从救死扶伤者沦为被仇恨吞噬的“复仇者“;薛仕凌饰演的议员高政光,怀抱理想却在政治漩涡中挣扎,成为编剧吕莳媛心中人权斗士的化身;谢欣颖诠释的加害者家属陈又茗,在丈夫犯下杀人罪后,独自承受社会公审的碾压;白润音饰演的少年罗誉,在父亲成为杀人犯后,一夜失去“作为孩子”的资格。

与第一季不同,第二季大胆采用了去中心化的叙事实验。没有绝对主角,只有被命运风暴席卷的众生相:这些角色没有一个是配角,每段过往都是一块社会拼图——每个人的伤痛都在证明:孤岛不该存在,却真实遍布人间。

深度议题:解剖人性的手术刀

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第一部致力于展现罪行发生后,社会如何进行自我审视与议题重建。而第二部,则是对前作悬而未决核心问题的有力补充与深入回应:究竟是什么,造就了一个无差别杀人犯?

剧集以“超市大型纵火案”这一核心线索为载体,深入剖析这一问题。凶手胡冠骏,自幼患有ADHD(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),并伴随学习障碍和情绪障碍。紧张的亲子关系在其成长过程中不断加剧病情,最终催生出反社会人格与强烈的自毁倾向。失业与生活困顿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,他将怒火倾泻于超市主管,点燃电动车,酿成5死12伤的惊天惨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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惨剧之后,一个尖锐而沉重的争议无可避免地横亘在所有人面前:当犯下杀人重罪的是一个精神病人,社会究竟该如何审判他? 这一拷问引发了一系列更深的困境:精神疾病能否成为免除罪责的护身符?受害者家庭的痛苦,又该由谁来偿赎?对加害者执行死刑,对受害者而言是否就意味着足够?以命抵命,就能让犯罪不再发生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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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与恶》系列所执着追问的,正是那个最需被正视、也最可能带来某种解脱的答案——一个精神病患者,是如何一步步滑向杀人犯的深渊?

镜头追溯胡冠骏的成长轨迹,揭示了一个令人心碎的事实:他并非天生的恶魔。幼年的自闭与注意力障碍导致他学习困难、社交屡屡受挫。父母在管教无力的绝望中视其为负担,师长与同伴的隔离与歧视更是将他推向社会的边缘。即使偶遇试图伸出援手的精神科医生或少年法官,他所感受到的也并非“平等的关怀”,而是“被特殊对待”的刺痛与羞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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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曾被无数人尝试“接住”——但这些努力,仅仅是来自零星的“个体”,而非一个坚实、完善的“系统”。 这些善良的个体倾尽全力试图托举他,却终究无法抵抗整个社会大环境的不接纳与排斥。正是这种对“恶”之生成根源的深度挖掘,让整部剧集得以超越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——解决问题,远比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更有效力。

溯源之后,更深层、更迫切的追问随之而来:我们的社会,是否有能力避免一个精神病患最终沦为杀人犯?

《与恶2》并未轻易给出标准答案。但它巧妙地运用“对照组”的方式,为我们揭示了某种可能性。剧中那位少年法官,之所以能在所有人都放弃那些“问题儿童”时,依然执着地坚持陪伴、尝试感化,其根源在于她自身的经历——她曾经也被视为“问题儿童”,几乎要被父亲放弃。正是母亲不离不弃、不懈的“接住”与陪伴,不仅让他得以顺利成长,更塑造其成为一位优秀的法官,拥有了去“接住”他人的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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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谁愿意花20年养一个杀人犯?”这个问题虽然没有标准答案,却如同一记重锤敲击在每个观众心上。它尖锐地指出,当我们习惯于将“精神病患杀人”简单地归结为“个人问题”时,实质上是在对整个公共卫生系统、司法制度、社会支持网络的失职与漏洞视而不见。

因此,“每个人都需要被接住”——这不仅是《我们与恶的距离2》试图传递的核心信息,更是对“没有人该是一座孤岛”这一箴言的再次深刻回应。 无论是犯下不可饶恕之罪的杀人者,在深重创伤中艰难前行的受害者家属,还是背负着原罪枷锁的加害者家属,他们都需要身边之人,乃至整个社会系统,真正地、好好地“接住”他们。因为没有人该是一座孤岛,“希望我们的社会,可以温柔接住每个受伤的人?!?/p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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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家评论 | 《我们与恶的距离2》:剖开社会病灶的深层肌理

发表时间:2025-07-21 来源: 作者:习若斐

“一面镜子,照见社会的伤口与人性的深渊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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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,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登顶封神。以一起无差别杀人案为引,牵出施害者、施害者家庭、被害者家庭、精神病患者、舆论网暴、虚假新闻等方方面面,引起全民大讨论。豆瓣评分高达9.4,成为当年评分最高的华语剧。

时隔六年,那个曾掀起全亚洲思考风暴的台剧终于回归。当《我们与恶的距离2》在6月7日开播时,仅凭两集就在豆瓣拿下8.4的高分,迅速登顶中国台湾、印尼、新加坡等地的媒体平台收视榜首。

没有炫目的特效,没有甜腻的爱情套路,这部剧却让观众直呼“情绪压到爆,又忍不住一直看下去”。它究竟凭什么再次封神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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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们与恶的距离2》由一场大型纵火案引发的随机杀人案揭开序幕:24岁嫌犯造成5死12伤的惨剧,案件成为台湾施行“国民法官制度”后首个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例。剧情横跨20年,聚焦6个家庭的命运纠葛,涉及复仇、背叛、救赎等复杂人性议题,并延续第一季对死刑存废、精神疾病、媒体伦理的探讨,新增“社会安全网”“公共卫生体系漏洞”等现实反思。全剧10集内容,通过年代交织的方式,带领观众缓缓走入并了解角色们的生命脉络,以及他们彼此交缠的因果。

叙事革新:当群像成为社会的棱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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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场超市纵火案,5死12伤的惨剧,6个家庭的命运齿轮从此咬合转动——这便是《我们与恶的距离2》的故事起点。

导演林君阳在片头改写海明威名句:“没有人该是一座孤岛”——特意添加的“该”字,成为全剧的灵魂注脚。“这个『该』字很核心,”林君阳阐释道,“当你说『没有人是孤岛』,那是神谕般的命定;但说『不该是孤岛』,恰因现实中太多人活成了孤岛?!?/p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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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我们看到:周渝民饰演的精神科医生马亦森,因妻儿葬身火海,从救死扶伤者沦为被仇恨吞噬的“复仇者“;薛仕凌饰演的议员高政光,怀抱理想却在政治漩涡中挣扎,成为编剧吕莳媛心中人权斗士的化身;谢欣颖诠释的加害者家属陈又茗,在丈夫犯下杀人罪后,独自承受社会公审的碾压;白润音饰演的少年罗誉,在父亲成为杀人犯后,一夜失去“作为孩子”的资格。

与第一季不同,第二季大胆采用了去中心化的叙事实验。没有绝对主角,只有被命运风暴席卷的众生相:这些角色没有一个是配角,每段过往都是一块社会拼图——每个人的伤痛都在证明:孤岛不该存在,却真实遍布人间。

深度议题:解剖人性的手术刀

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第一部致力于展现罪行发生后,社会如何进行自我审视与议题重建。而第二部,则是对前作悬而未决核心问题的有力补充与深入回应:究竟是什么,造就了一个无差别杀人犯?

剧集以“超市大型纵火案”这一核心线索为载体,深入剖析这一问题。凶手胡冠骏,自幼患有ADHD(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),并伴随学习障碍和情绪障碍。紧张的亲子关系在其成长过程中不断加剧病情,最终催生出反社会人格与强烈的自毁倾向。失业与生活困顿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,他将怒火倾泻于超市主管,点燃电动车,酿成5死12伤的惊天惨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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惨剧之后,一个尖锐而沉重的争议无可避免地横亘在所有人面前:当犯下杀人重罪的是一个精神病人,社会究竟该如何审判他? 这一拷问引发了一系列更深的困境:精神疾病能否成为免除罪责的护身符?受害者家庭的痛苦,又该由谁来偿赎?对加害者执行死刑,对受害者而言是否就意味着足够?以命抵命,就能让犯罪不再发生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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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与恶》系列所执着追问的,正是那个最需被正视、也最可能带来某种解脱的答案——一个精神病患者,是如何一步步滑向杀人犯的深渊?

镜头追溯胡冠骏的成长轨迹,揭示了一个令人心碎的事实:他并非天生的恶魔。幼年的自闭与注意力障碍导致他学习困难、社交屡屡受挫。父母在管教无力的绝望中视其为负担,师长与同伴的隔离与歧视更是将他推向社会的边缘。即使偶遇试图伸出援手的精神科医生或少年法官,他所感受到的也并非“平等的关怀”,而是“被特殊对待”的刺痛与羞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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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曾被无数人尝试“接住”——但这些努力,仅仅是来自零星的“个体”,而非一个坚实、完善的“系统”。 这些善良的个体倾尽全力试图托举他,却终究无法抵抗整个社会大环境的不接纳与排斥。正是这种对“恶”之生成根源的深度挖掘,让整部剧集得以超越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——解决问题,远比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更有效力。

溯源之后,更深层、更迫切的追问随之而来:我们的社会,是否有能力避免一个精神病患最终沦为杀人犯?

《与恶2》并未轻易给出标准答案。但它巧妙地运用“对照组”的方式,为我们揭示了某种可能性。剧中那位少年法官,之所以能在所有人都放弃那些“问题儿童”时,依然执着地坚持陪伴、尝试感化,其根源在于她自身的经历——她曾经也被视为“问题儿童”,几乎要被父亲放弃。正是母亲不离不弃、不懈的“接住”与陪伴,不仅让他得以顺利成长,更塑造其成为一位优秀的法官,拥有了去“接住”他人的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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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谁愿意花20年养一个杀人犯?”这个问题虽然没有标准答案,却如同一记重锤敲击在每个观众心上。它尖锐地指出,当我们习惯于将“精神病患杀人”简单地归结为“个人问题”时,实质上是在对整个公共卫生系统、司法制度、社会支持网络的失职与漏洞视而不见。

因此,“每个人都需要被接住”——这不仅是《我们与恶的距离2》试图传递的核心信息,更是对“没有人该是一座孤岛”这一箴言的再次深刻回应。 无论是犯下不可饶恕之罪的杀人者,在深重创伤中艰难前行的受害者家属,还是背负着原罪枷锁的加害者家属,他们都需要身边之人,乃至整个社会系统,真正地、好好地“接住”他们。因为没有人该是一座孤岛,“希望我们的社会,可以温柔接住每个受伤的人?!?/p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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